校长每周寄语2024/6/3-2024/6/7
亲爱的各位鼎石人，
本周和下周，我将分两次分享我在上周末学生主导的罢贰顿虫活动中的演讲内容。在演讲中，我概述了我们当前中学教育体系的历史渊源，这一模式成型于130多年前的美国，其设计初衷并非出于优化学习过程，而是为了便于行政管理、方便统一安排学生的时间和学校的教育资源。
在19世纪晚期以前，教育与职业培训大多遵循传统的学徒制度。这一制度框架下，受训者首先通常会在某种混龄学校环境中习得一系列基础技能。随后，他们以学徒的身份跟随老师进行一对几或一对一的专业学习和培训，直至被认为能够独当一面。这便是那个时代各行各业的人士如何学习并出师的普遍路径——在现实场景中实践所学知识，接受个性化的指导，持续接收改进的反馈，直至达到专业水平。
数周前，鼎石的战略计划顾问在访校时强调了一个观点：学校不应为服务成年人而建，而应围绕孩子们的实际需求来设计。我们可以在小学餐厅看到最为直观的例子——当我们作为成年人坐于其间，虽然亦能感受到环境的友好与包容，但我们深知它是为孩子而设计的。小巧的座椅、短短的筷子……这一切细节，无一不精确贴合小学生的需要。因此，学校的设计理应全方位地考虑到孩子们的身心特点和学习需求。
除了空间布局，时间规划也是学校设计的重要维度之一。19世纪末期，中学教育引入了以时间段划分的教学模式，将约180天的学年细分为不同科目的学习时段。1892年，一个由美国的大学校长和学校领导组成的“十人委员会”（Committee of Ten）共同制定了传统中学课程表的基础架构。该委员会的主要宗旨在于通过规范中学教育，提升教学效率与成效，进而为美国新兴制造业提供更多劳动力。此外，委员会还着眼于构建学校管理体系中的责任制度。
仔细阅读“十人委员会”的报告，可以发现里面确实有一些内容证明撰写者对学生福祉怀有深切关怀，并且明晰学生的真实需求，但同时他们受到压力而不得不设计出便于推广与复制的课表模式，即便内心深知这未必是正确的方向。事实上，报告中屡次强调，对于各学科每周授课时长或天数安排，应当由学校层面的教育者与管理层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决定。然而，基于他们当时的工作成果，现行的高中课程表普遍采纳的分班与课时结构已成为了全球通行的标准模式。这是一个效果存疑但得到大规模普及的教育创新。
自那时起，学校教学结构的重组业已启动，由学徒制的小规模教学模式过渡到按学科编排课时的课程设置。在这一转变开始的十多年后，当时全球首富安德鲁·卡耐基试图提升大学教授的社会地位及其经济收入。为此，他设立了一项价值一千万美元的信托基金，旨在向教授们提供资金支持。然而，为了确保资金的有效分配，信托基金的管理人员必须明确定义大学的标准，进而甄别值得支持的大学教授。他们决定解决这一问题的核心方法是确立学生进入大学就读之前的必修内容，而他们最终的衡量标准则是基于“十人委员会”早前所设定的中学课程框架。然而，为了达到卡耐基的目标，他们需要更精细地区分高中和大学。于是他们引入了“学分”，规定了在大学入学前获得每门学科学分所需的“课时数”。这便是“卡耐基单位”的起源，这一举措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中强化了中学教育的僵化结构，影响了包括此刻阅读这封信的几乎每一个人。按照这套规则，每年在一门课程中累积足够的课时，并完成相应考试，即可获得一个“学分”。全球对“单位学分”的普遍认识，使得卡耐基单位成为极为流通的教育计量标准，堪称教育领域中的通用货币。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历史上的两桩事件竟共同催生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全球教育趋势，在长达一个多世纪里深刻地塑造和改变了我们的学校教育体系。这一进程并非尽是负面影响，自20世纪初以来，全球范围内的教育普及程度显着提升，大学及高等教育也随之蓬勃发展，有力推动了全球经济的稳定增长，降低贫困率。
尽管如此，教育模式从传统的学徒体系——即学生先掌握一定技能，然后跟随领域内的专家一对一学习，直至被后者认为足以胜任专业工作——转变为“所有学生均接受几乎相同的教育内容，再投身社会并求职”的模式，这可能并未完全达成其预设的成果与效率。有明确的证据表明，这一转变带来了一些未曾预料到的负面影响。
那么，我们该如何审视当前以“上课时数”作为学习衡量标准的普遍认知呢？是否所有人都能在相同的时间框架内，以一致的速度吸收知识？又或者，是否每个人都需要掌握“十人委员会”为职业生涯及生活预设的知识体系？像鼎石这样致力于提供以学生为中心的高质量学习体验的学校，其职责何在？鉴于我们成为一所立足中国的新世界学校的使命，我们是否应被130年前为新兴工业强国设计的工厂流水线教育模式所束缚呢？
当全球中小学教育设计迎来又一次重大变革之际，鼎石应如何从这一教育创新潮流中汲取灵感，并为其贡献力量？
在下周写给大家的信中，我们将继续探讨这一话题！
祝大家端午节快乐！
孟思渊
